德里达的最后一课

〔法〕陈力川

   2003年3月的中下旬，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报》的总编奥尔嘉-罗岱尔（Olga Rodel）夫人告诉我，德里达罹患胰腺癌，3月26日他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课可能是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罗岱尔夫人听德里达的课，十五年来从未间断。我问她是什么原因使她有这样的耐力，她说：“德里达思想的魅力是不断逃避意义，他从不停留在一个意义上，而总是摸索另一个意义的可能性。或者说在他看来，意义远不是字典上一成不变的词条，而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生命。你看到天上貌似烟状的一片云，他说那是一只大鸟的尾翼，没等你看出鸟的尾翼来，他又说那是一片沙丘，他的语言是流动的。德里达的世界是一个迷宫，但这不是一个封闭的迷宫，而是一个敞开的迷宫。”我问罗岱尔夫人对“解构主义”的看法，她回答说：“解构主义就是让人对自己确信的事情产生怀疑，把‘这是什么？’的问题问到底。其实这是哲学与生俱来的使命，并非德里达一个人的发明，哲学就是这个建构和拆卸意义的过程。只有像笛卡尔那样的哲学家才相信‘我思故我在’千真万确，而在德里达那里没有什么千真万确的东西。”我想起不久前在书店，看到笛卡尔和德里达的著作由于两人姓氏字母接近而摆在一起，不知是谁在两个名字的下面各贴了一个字条，一个上面写着“我思，故我在”，另一个上面写着“我解构，故我在”。

     3月26日下午，我和罗岱尔夫人一起去听德里达的最后一课。她觉得这堂课的气氛与平时并无不同，人不比往常多，也不比往常少，不同的可能是听课的人心里的感受。那天，德里达讲课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可能是“战争”和“死亡”。当时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攻击战势如破竹，但人们关心的不仅是战事，还有这场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在国际关系上可能产生的后果。德里达谈“死亡”则不仅使人联想到战争，还牵动着每个人对德里达病情的忧虑。每听到德里达说“死亡”这个字，几乎能听到听众的心悸。

       “今天，我们知道，至少是一个世纪以来，所有的战争都是世界性的，全球性的[1]。我们称之为战争的赌注是将世界占为己有，是在世界上建立霸权。今天已经没有局部战争和民族战争，在未来的每一场战争中，都有一个世界行将毁灭，都是一个世界末日，一个权利的武力、甚或没有权利的武力企图强加给世界的末日或者目的。每一个个体的死亡都是一个世界的死亡，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末日每一次都是唯一的。”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听德里达的课。我听他的课需要边听边想，有时想的时间甚至多于听的时间，许多自认为熟悉的词语和事物忽然变得陌生起来，他好像把一扇扇已被定义琐紧的门重新打开，扫荡尘封在那里的意义。例如“世界末日每一次都是唯一的”这句话，既然说“每一次”，就意味着“世界末日”不止一个，而每一个“世界末日”又都是唯一的。这似乎意味着世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存在，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世界，每个世界的位置都要根据相对于它的主体个人来确定，每一个人的消失都意味着他身上的这个世界的消失，每一个人的死亡都发出了这个与他同归于尽的世界的讣告。这样一想，一句难以理解的话又变得简单、真实起来：每个人都有他的世界末日，每个世界末日都是唯一的，也是不可代替的，不可交换的，不可避免的。那每一个人的世界与另一个人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还是不同的世界呢？

  “任何人都无法证明两个人居住的是同一个世界，无法证明人们通常所指的世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世界可能有许多个世界，谁能向我们保证只有一个世界？也可能压根儿就没有世界，还没有，或者说早就有，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当每一天，每一天的每一刻，我们对某一个人充满怒气，而有时是对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轻率地、单纯地、温柔地、粗暴地称作自己人，或者亲人的人，在我们之间，在与我们分享一切的人之间，哪怕是与我们分享爱的人之间，我们生活在其间的那些世界也是多么不同，彼此难以辨认、难以置信，彼此毫无相似或相象之处，彼此不可同化、不可转让、不可比较、不可共享，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而我们知道，不可否认地、固执地知道，那是不可分享的深渊，我的意思是，我们彼此像被大海深渊分隔开的岛屿，深渊以外无边无岸，我们不能指望从那无边无岸的深渊以外得到什么，横在这些无法沟通的岛屿之间的深渊让我们头晕目眩，以致于我们只能听到孤独的声音。我说的不是在同一个世界可以与别人分担的那种孤独，而是没有一个共同和相同的世界的孤独，换句话说，是那种不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的孤独感、孤立感、岛国状态。然而，我们应当承认，这个不可逾越的距离，至少在一个‘仿佛’的时空中，却可以被语言和对话轻轻跨越。”

     听德里达讲话或者读他的书，你会觉得虽然他说的和写的是一种你能理解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不需要通过被理解而与人分享。就像一首期待别人阅读和解释的诗，其语义是自满自足的，不会因为他者的阅读和解释而解体。例如，他使用“世界”这个字，你无论如何不敢确定他说的那个世界和你理解的那个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即使你以为你们赋予相同的语音和相同的符号以相同的意义，或大致相同的意义，你还是无法保证你与他是在同一个世界，用同一种语言，讲同一件事情。他甚至让你感到那个你熟悉的世界与你不辞而别，那个你习以为常的世界原来是一个幻觉，由于它未留下任何痕迹，你也不能说它曾经存在过。那个“被语言和对话轻轻跨越”的距离，仅仅是在“仿佛”的时空中，而在真实的时空中，它是不可逾越的。自古以来，语言不过是绝对孤独的人与人之间（哪怕是最亲密的人之间）一个从未达成的协议。

     我们每个人不仅活在与别人不同的世界中，也活在自己的多重世界中。尽管我们在这些世界中存在的强度不同，然而这仍然是人优越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只有人才能循环在物质世界、心理世界、感情世界、智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有时我们在其中一个世界的存在极其微弱，微弱到几乎不存在，而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可能很强烈，强烈到几乎忘却其他世界。生命的过程充满了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折，我们每天都在学习适应从较强的存在转入较弱的存在，从较弱的存在转入较强的存在。当我们发现自己在某个世界的存在微弱到接近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一个人在每个世界存在的程度多少决定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活着与其存在并不总是一回事，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大多数人活着，或者曾经活过，但在政治上，文化上，历史上并不存在，或不曾存在，更确切地说，被视为不存在。例如2004年11月11日正式宣布逝世的阿拉法特，他从1964年执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到1994年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外长佩雷斯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叱咤风云三十年。直到上个世纪末，他的活着和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布什和夏龙上台后，阿拉法特虽然还活着，但被美国和以色列排斥在巴以谈判进程之外，美以两国宣布了他在政治上的“死亡”（不存在）。最近几年，以色列当局为了限制他的活动，甚至将他围困在哈马拉的寓所。自2004年10月29日阿拉法特紧急住进法国贝尔西军医院后，很快陷入深度昏迷，继而被宣布脑死亡。布什和夏龙迅速对阿拉法特的“死亡”作出反应，意图消除其“存在”的最后一点儿影响。但巴勒斯坦人却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独立运动领袖“已不在”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这又从相反的方面说明他们需要这个象征性人物的“存在”，哪怕他实际上已经不再“活着”。从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活着的不见得都存在，或者说，要想存在，只活着还不够；其次，存在的也不见得都活着，或者说，死去的不见得都不存在。

     让我们回到德里达的最后一课。这堂课的中心论题是康德写于1785年的一篇论文：《对人类历史起源的推测》。德里达评述康德在这篇文章的结语中阐明的观点：

    “人类遭受的最大苦难来自战争，不仅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无数次战争，还有为将来的战争所做的无休无止的准备。国家在持续不断的备战中浪费其经济资源和文化成果，而这些资源和成果本来可以用于创造更伟大的文化。然而康德却不是简单地谴责战争的恶，至少没有把战争作为一个简单的恶加以谴责，这可以说是康德的新颖之处，也是最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康德注意到，是战争的前景维持了国家、社会、社群和文化的团结[2]，同时尽管存在约束性的法律，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到了保障。康德说：‘就人类目前所处的文化水平而言，战争仍然是文化进步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由此看来，战争成为国家和有组织的社会的条件、因素和必要的远景。失去战争的远景，国家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无论如何，战争的终结就是国家的终结。战争一向以国家利益为名。国家从本质上说是好战的、穷兵黩武的，是参战者。国家的存在需要潜在的敌人。康德补充说：‘只有在这种文化完成以后，（上帝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永久的和平对我们才是有益的，也只有在这种文化完成以后，永久和平才是可能的。’”

    康德对战争的观点容易被人误解或曲解为战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实他要说明的是，就目前人类所处的文化水平而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之所以能够起促进文化发展的作用，是因为现阶段人类所处的文化水平为其提供了条件，而战争本身并无积极意义可言。人类要等到“战争文化”阶段结束才能进入“和平文化”阶段。和平作为人类理性的要求和责任是可以实现的。为此，康德在1795年发表的《永久和平论》一文中提出三级公共权利学说：国家公民权利（ius civitatis, 民法），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权利（ius gentium, 国际法），世界公民权利（ius cosmopoliticum, 世界公民法）。“三级权利说”的整体目标是将已经在单一国家内部实施的法治原则延伸到国与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以自由国家的联盟为基础逐步导向一个全球性的法律秩序[3]。

     德里达在课上没有提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他的“三级权利说”，而是特别强调战争是国家存在的理由。“战争的终结就是国家的终结”这句话好像反果为因，按逻辑关系应当说“国家的终结就是战争的终结”。国家不可能一下子终结，只能一点一点来。我们可以从德里达对五十年代的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的态度上，看出他主张从国家部分放弃主权或与其他国家分享主权着手消解国家观念和主权观念，这显然比康德的联盟思想更进了一步。当阿尔及利亚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主权而与法国殖民者战斗时，德里达在道义上坚定地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但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使他更希望阿尔及利亚人民摆脱僵化的、无条件的主权意识，与法国建立一种新型的国与国关系。如果说当年德里达的这一希望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那么他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的构想却是出于非常现实的考量。首先他赞同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这是对一种原则的认同。其次他更希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找到一种共同行使主权的办法，例如将耶路撒冷作为共同的首都。德里达曾说：“尤其是要分享国土，分享被一种陈旧的语言称作“主权”的东西（特别是耶路撒冷和那些宗教信仰的“圣地”，如果我们聆听的真是亚伯拉罕的信仰，那么要在这些‘圣地’寻找的是和平的启示，而不是战争的叫嚣）”[4]。

    德里达呼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不要无条件地迷恋主权和领土的观念，放弃建立纯粹民族国家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永久结束敌对状态。他不主张废除主权，而是提倡主权让步，也就是说，尽可能就主权问题达成一种妥协式的和解：在有些领域维护主权，在有些领域分享主权，在有些领域放弃主权。当然，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主权观念失去其纯洁性和特殊性。德国哲学家卡尔-施米特 (Carl Schmitt，1888-1985) 曾说过：“主权者有权破例，有权利中止权利。”这种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目前还有它的积极意义。它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免遭国际金融势力和市场效应的损害（例如许多国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实行的保护主义措施），不加入政治或军事同盟（例如印度和中国等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德里达很清楚国家主权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尚未完全过时，但欧洲已经开始通过主权让步消除战争的隐患，改变民族国家好战的本质，变古老的谚语：“谁想要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为“谁想要和平，就应当分享主权。”欧洲联盟半个世纪的历史正是逐步地、有限地放弃部分国家主权的过程，例如欧洲十五国取消内部边境的琛根协定[5]，欧盟十二国的统一货币—欧元，2004年6月欧盟扩大为二十五国后首次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未来欧洲宪法规定选举的欧洲理事会主席，设立欧盟外交部长的职务，主管欧盟的外交及共同安全政策，还有2000年3月欧洲理事会在里斯本制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战略，所有这一切都是分享和出让主权的举措（由于事关边境、货币、立法、外交、防御及科研等主权事务，这些决定遂成为欧盟国家内部争论的焦点和主权派的主要反对理由）。德国和法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现在成为欧洲整合事业的轴心[6]。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能否效法德法两国的经验，化干戈为玉帛，关键在于能否接受主权让步思想。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内部不乏类似的呼声，只是很少得到更关注极端主义暴力事件的媒体的报导，也得不到双方主政者的重视（其实困扰人类的许多问题再复杂也不是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只是人类常常做出最坏的选择）。德里达的政治思想一方面顾及政治运作的传统形式，如国家、民族、主权等范畴，另一方面要求政治根据现实的演变容纳更大的异质性。他的政治思想不固守现成的体系，而是向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开放。在永远结束一切战争，而不是仅仅结束一场战争的总体思路上，德里达的“主权让步说”与康德的“和平联盟”思想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康德主张的“联盟并不是要获得什么国家权力，而仅仅是要维护与保障一个国家自己本身的以及同时还有其他加盟国家的自由”[7]，而德里达基于欧盟的实践，看到主权让步是联盟的必然结果，只有使联盟部分获得国家的权力才能保证联盟的成功。

     至于德里达说的：“国家的存在需要潜在的敌人”也可以在欧洲的历史上得到印证。二次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对西欧国家的联合从反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冷战的利剑高悬迫使欧洲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保卫它们的自由体制，加强了西欧国家的内部凝聚力。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欧洲表面上已没有敌人，实际上有两个，这就是美国的强权政治（特别是布什的单边主义）和伊斯兰的神权政治（主要是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但是欧洲的政治家不敢公开承认和接受这两个敌人，表面上仍然视美国和伊斯兰国家为盟友。人文主义的欧洲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反对用上帝和真主来划分善恶，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坚持宗教信仰是私人领域的事情，与国家政治无涉。正因为如此，欧盟国家几经争论，最后还是没有将基督教信仰写进欧洲宪法的正文，而仅在绪言部分提及欧洲基督教遗产的价值。德里达虽然没有公开呼吁欧洲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伊斯兰的神权政治为敌，但他毫不掩饰对两者的敌意，甚至通过对两者的激烈批评来表达对欧洲的希望：

        “我们应当为欧洲保持它在未来世界的不可替代性而奋斗，为欧洲不只成为一个市场，一种货币，一个新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一个新的武装力量而奋斗，尽管在后一点上，我倾向于认为欧洲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外交来支持一个经过改造、总部迁到欧洲的联合国，一个有能力执行其决议，而不是听任美国的利益及其技术、经济、军事强权单边机会主义摆布的联合国。……”

       “我梦想一个欧洲，在那里我们可以批评以色列的政策，尤其是夏龙和布什的政策，而不怕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或者仇视犹太人。

在那里，我们可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要求收复失地和国家的正当权利，同时反对自杀恐怖活动和仇视犹太人的宣传。

在那里，我们可以对反犹浪潮的高涨和反伊斯兰浪潮的兴起同表担忧。……

最后在欧洲，我们可以批评布什、钱尼、沃尔弗维茨、鲁姆斯菲尔德的计划，但绝不姑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罪恶。在欧洲，没有反美主义，没有反以色列主义，没有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反伊斯兰主义，我们可以同美国人、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联合起来，他们勇敢地批评自己国家的政府和主流势力，而且对此比我们怀有更大的警惕性……。”[8]

   就其哲学思想来说，德里达从来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而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然而，他强调的欧洲在未来世界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呢？应该说是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思想和批评精神，包括对殖民主义、极权主义、种族灭绝等历史罪恶的记忆和反思。欧洲国家在历史上所犯的殖民主义、极权主义、种族灭绝等错误都是国家和政府行为，与国家和政府相比，德里达更相信人民。所以，他明确地站在反全球化的公民运动一边，赞同“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希望欧洲成为“另一种世界化”的榜样：不是一个市场化、商品化的欧洲，而是一个人道的、社会公正的欧洲。

   德里达在他的最后一堂课上，还阐述了康德在《对人类历史起源的推测》的结语中表述的另一个观点：

   “人类最大的不满足之一是生命的短暂。人类一方面幼稚地抱怨死亡，另一方面却不懂得爱惜生命。如果人的生命像他所希冀的那样更长久的话，他会更懂得珍惜生命的价值吗？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人可以活到800岁，甚至更长时间，恐怕父亲在儿子面前将不再有安全感，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安全感也将不复存在。父亲的存在将受到儿子的威胁，哥哥的存在将受到弟弟的威胁，朋友之间也将互相构成威胁。…… 康德这个深知人性弱点的思想家至少相信，人类的众多问题并不会因为人的寿命延长而得到解决，相反，父子、兄弟、朋友等人际关系还可能恶化。我们只要略微想想人的寿命的延长给发达国家带来的问题，就会明白康德的这一推测并非荒诞不经：围绕退休年龄、退休金的积累和管理、比例分配等问题的争论显示，老人和养老金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险、人寿保险都已成为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商品和投资。”

 近几年欧洲发达国家因人均寿命提高和人口老化问题纷纷改革退休制度而引发的争论可以证明康德和德里达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03年春夏，法国就曾爆发大规模的社会风潮，原因是政府步瑞典、德国、西班牙和芬兰的后尘，推出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要点之一是将国家公务员的退休保险金缴纳时间从原来的37,5年逐步过渡到40年，过渡期到2008年。这意味着公职人员必须多工作2,5年才能拿到足额退休金[9]，与私营部门的雇员享受的退休待遇相同。这本来是为退休制度能够长期有效运转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但许多公务员在工会的发动下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改革方案。反对者最狭隘的理由之一就是现在已经退休的公务员只工作了37,5年就拿到了足额退休金，为什么快轮到他们退休了就必须工作40年才能享受同样的待遇。按照这一新的退休制度的设计，享受足额退休金所必需的退休保险缴纳时间还将逐渐延长，预计到2012年将达到41年，到2020年将达到42年。以此类推，如果人真能活到800岁，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况[10]。现在为了反对增加退休保险金的缴纳年限，人们上街示威。到了那个时候，恐怕真要发生“父亲的生命受到儿子威胁”的情况。现在一些欧美国家，如德国、英国、芬兰、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已经将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女性为60岁。目前法国仍然将法定退休年龄维持在60岁（男女平等），如果有一天维持不住了，不得不与邻国看齐，修正到65岁，更大的社会风潮也将在所难免。在法国，现在一个80岁老人的医药费已经比上一代的同龄人增加了两倍。如果人均寿命延长到800岁，医药费会增加多少倍呢？所以德里达断定：“老人和养老金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问题。”他还支持康德的观点说：

 “康德认为，如果800岁的梦魇不幸成真，那人类的丑行和罪恶所能达到的程度除了使他们被一场席卷全球的大洪水淹没之外，恐怕没有更好的出路。康德的‘将人类全部溺毙’的说法显然取自圣经旧约。圣经的大洪水实际上是上帝懊悔的表现，挪亚当时600岁，挪亚以六百岁的高龄在滔天洪水中成为新世界的第一人。”

我们知道挪亚的爷爷玛土撒拉活了969岁，而耶和华之所以要惩罚人类，是因为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及他们的儿子该隐杀死弟弟亚伯开始，人类作孽多端。玛土撒拉是塞特的后代，而塞特正是该隐和亚伯的一个弟弟，他是在该隐杀弟的悲剧发生以后出生的。洪水天谴的故事似乎为康德“年老并不能保证人类向善”的假说提供了一个佐证。德里达继续说道：

“大洪水的暗示之后，康德的文章中出现了孤岛上鲁宾逊的身影或幽灵，康德说人类还有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是藉助诗人对黄金时代的幻想来表达的，所谓黄金时代是使人类摆脱一切想像欲望的折磨，而只需要满足简单的自然需求的时代，是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和平相处的时代，是人们可以充分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懒散、幻想或戏谑中度日的时代。正是这种虚妄的欲望给鲁宾逊这个人物涂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同时也反映了人对文明生活的厌倦。但是人不可能返回到那个天真简朴的时代去，更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那个原始状态中。因此，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是人类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 

这堂课结束前，德里达的话题又转回到“战争”和“死亡”。他再次提到正在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感慨国家在总体上过于强大，过于暴力。他引述海德格的话说：“只有一样东西可以立即结束暴力，那就是死亡。”他又补充说：“死亡结束暴力的同时也结束了人至高无上的主权”。 

            2004年10月—11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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