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语的一份激情
（法）程抱一 著 张彤译
命运安排我,
从此生的某个阶段开始，成为驾驭汉语和法语两门语言的艄公。这是否完全是命运之使然呢？难道其中不也包含一点我自身的意志？总之，我曾试着迎接挑战，以我的方式，驾驭起这两门语言，直至从中收获了些硕果。通常，人们总是将它们褒誉为“大语言”，其实，这是两门复杂的语言，分别承载了漫长的历史与文化的遗产。它们本质迥异，彼此间横着太多的差别。也就是说，在我到达法国后的至少二十年时间内，我的生命仿佛一场激情的戏剧，充满了矛盾与撕裂，不过，当我最终决定从两门语言中择一作为我创作的工具时，这种痛苦又转变为另一份艰辛的求索，因为，在如是抉择的同时，我并不希望另一门语言，也就是我的母语，从我生活中完全地、简单地消失。于是，悄悄地，我的母语蜕变为忠实却又隐秘的对话者。它在我耳旁絮语，营养我的心灵，不断为我提供意象
，让我表现，又为我带来不尽的乡愁，让我疏解；每每此时，它的有效性便凸现得格外明显。与此同时，我也挚爱上了法语这第二语言。这是一次奇遇，语言的奇遇。其中，特别强调的主题便是对话与沟通；这两个宏大主题照亮了我缓缓前行的道路。我苦苦追寻，每当看到两种语言奇迹般地结合，相依相赖时，我无数次为之激奋，为之陶醉。这份相依相赖曾带给我，并仍将带给我无限多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起航时的预想。
是的，我说这是语言的奇遇。在清晰地讲述这个奇遇之前，我觉得有必要从一、两个先决的问题谈起，比如，关于人类语言之奥秘的思考。不是嘛，一门语言完完全全应是毫无保留、一并给与的工具。自从呱呱坠地起，你就依靠它叙述、表达头脑中所闪过的一切东西，并描绘外部世界的诸多事物。这样说来，语言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简易，通用的，能为大众所立刻接受的。然而，我们又惊讶地看到，再没有比语言体系更为密闭的机制了。某一特定的语言体系总是在自己四周树起严密的壁垒，对任何一个不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难以逾越的。撇开惊讶不说，构成语言之复杂与神秘的另一原因也值得关注，那就是各民族的民族语。民族语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指称事物和人际交流的工具，它同时还是我们各自不断塑造自我的方法。通过不同的民族语，我们每个人都形成了各自的性格、思想、灵魂以及充满丰富情感、欲望和梦幻的内心世界。语言承载了我们的心灵和情感，而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语言还是人类超越自我进入某种形式的创作的途径；因为，从广义上说，我们任何的创作，都是一门特殊的言语。我刚才所说的是人类语言的奥秘，现在我想进一步从广义上予以肯定的是，人类的奥秘本身又总是隐藏在语言之中。我们通过语言、依赖语言，发现自我、表现自我，并得以和他人紧密相连，与自然休戚相关，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尚借此与超自然的神力心灵相通。
再不要惊讶，语言的学习就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过程，那不仅仅是一项机械记忆的工作。学习语言时，乃要调动起自己的身躯、头脑、所有理解与想象的能力，因为我们所学的不仅仅是一堆词汇和语法规则，而是感觉、体验、推理、反驳、判别、乞求的方式，归根结底，乃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在较大年纪上才开始学习某种语言，那么，他的困难就更大，尤其当他不满足于能够在晚会上用这门外语聊聊天，看几本原版书或是去当地旅行。相反想真正地学习它时，也就是说全身心地融入其中时，他所面临的就是严峻的挑战，因为他倾注生命，为了获得生存或创作的工具。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见这一举动要求付出多大的努力：既要有耐心，更要坚持不懈；既要意志坚定，更要热情如火。奇遇就是这样降临到我身上的。值得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吗？我曾度过艰苦且令人气馁的岁月，法语曾经高不可攀，时时刺痛着我——但我并不满足于仅仅向大家讲述一些花絮；当时，由于尚未很好地掌握法语，我确曾做下许多笨手笨脚的事情，险些贻笑大方，也还曾闹出些难堪的误会——这类小故事固然更吸引人，并不值得多说。可是，倘若我能成功地描述一下自己如何从汉语世界步入法语天地的话，或许对他人会有裨益：汉语是我的母语，我是如何从这片肥沃的土壤出发，一步步，有时又是几步一跳地进入法语世界的呢？从这一充满理智与情感的联姻中，我又获取了什么财富呢？这些财富在我身上到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巨变呢？
*
在开始叙述并分析我的奇遇之前，我觉得还有必要谈一谈我对文化的思考，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概念，是任何一门语言都无法回避的枝缠蔓绕。
刚才说过，任何一门特殊的语言都会产生令人难以逾越的屏障，认识到这一点后，是否就没有必要把我们思考的范围再延至文化领域了呢？须知，通常的做法总是热衷强调文化的特异性和其一成不变的本质。依此推断，任何一种文化围建起来的都应是难以攻克的壁垒，在向另一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它也总是无动于衷。就我个人而言，我承认个体之独特性，如果说生命之秘密是通过不同个体来体现的话，那么，从本质上说人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越是认同这一点，就越发认为对于“文化壁垒之不可攻克性”的提法必须慎之又慎之。文化乃是集体的成果：一大群人生活在一起，分享各自的贡献，并使之发扬光大。当然，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正是他们构成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生生不息的代代繁衍。但是，别忘记，每个个体之独特，是因为别的个体亦均独特；这种独特性如果缺少了和其它独特性之间的交流的话，那么，它就会失去意义，就无法显现，更无法绚丽绽放。而同一个生活团体所使用的语言及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正是为了帮助人们确定共同的规则和信仰，以促进这一交流和传播。理想的文化不就是一个栽满各式花草的革新花园吗？它们芳香各异，争奇斗艳，但却共同造就了花园的美景。既然人和人之间可以有交流与传播，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开放的文化与文化之间就不能达成这样的沟通呢？当然，这尚须时日，谦逊的态度亦必不可少。这是一个共同培育的过程，每一方都有责任从他人身上吸收于己有益的东西。
文化与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连接的，是可以相互渗透的——这样的观点也许有些“幼稚”，但不管怎样，这样一个乐观的态度，深深地植根在我心中。这样的想法也许源自我接受的中国古老的宇宙观。我觉得很有必要在这里简要地提一下，因为这一思想始终激发着、鼓励着我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进。（有关中西方思想之间的交流与互补的话题，我将在本文的最后进行较深入的思考。）中国宇宙观的本质牵涉到对自然界的看法以及人类本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我们不妨这样概括：依托直觉和观察，从“气”的概念出发，中国思想家，特别是道教学者，创建了世界乃万物“归一”的机体的思想：万物相通、相依，而所谓的“气”则是贯通这些生命体的基础，因为“气”的机制是三元的：阴、阳和冲气。而这后者，是当阴、阳存在时，才出现的反作用于自身的一种气，不可或缺，因为它是生命循环的处所，是它引领了阴、阳二气介入到互动和互换中。基于此，事物之间所发生的和事物本身具有同等重要性。
中国宇宙思想的核心便是运用道教的三元思想来描绘自然界的运转机制。针对此，儒家学者又提出了另一更以人为中心的三元思想，即天、地、人。两相比较，单从字面上看，就有不少对应的东西：“天”即“阳”的概念，“地”即“阴”，而“人”则依靠自身的智慧，借由“冲气”，实现三者间的调整。“人”必须循“中庸之道”而行，以构成“天地”之组合中的第三方。我们用了“道”这个字，即法语中的“voie”。这是一个道家和儒家都使用的共同概念，指生命世界无往不尽的大道，延续的创世过程。“道”一词有两解：“道路”和“言说”，正如法语中的两个同音词：voie和voix。当“道”字用以表达人类特殊的使命时，它让人联想起的是任务，是使命，是当人类成为语言的主人后，所必须履行的使命：和有生宇宙的对话，和天地间所有构成物之间的对话，换言之，除了和人类本身之外，还要和自然、宇宙以及“天”字所表达的更高层秩序对话。
这就是中国思想所奉献的理想化的世界观。有人也许认为这很简单，很幼稚，但它很概括，这是它的优点，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生命世界的宇宙规则：支撑起这一世界的并不是组成体之间的隔绝，而是彼此间的紧密相连，正是这种相连促进了万物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如有必要，前文所论证的一切都将引导我再次确认这样一个事实：我选择了法语，并通过它，进入了西方诗语言世界。但我并未因此而放弃从中国诗语言，也就是我的母语中获取灵感。汉语不仅不是我的累赘，相反一直陪伴着我在人生道路上前行，仿佛一个忠实的奶娘拥抱着她曾经乳过的孩子。如果说中国于我，是一片古老的沃土的话，那么，西方则是我在这片沃土上栽下的新植物。毋庸质疑，这两者之间产生了丰富的交流。由此所产生的相互渗透极为深刻，因为，倘若我未能充分、清醒地认识这两门语言的话，那么，除了我在前文中所分析的那些词汇外，我对其它方面就无法有更深了解了。有没有可能把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局限在这样一点上，即中国和西方诗歌传统分别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各自的特征是什么？主宰我诗歌创作的中心主题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回答，因为，回答的同时，我们思考的中心就能自始至终围绕着本书的主题“对话”，只不过是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罢了。
我们先把目光落在中国身上吧。从《诗经》开始，在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诗歌的发展没有停止过。期间，中国诗歌先后产生了无数的类别和表现形式，并随时间的展转而不断产生变化。在它的鼎盛时代，也就是在唐宋时期（公元七世纪至十三世纪），大约诞生了几千个诗人，其中，至少有一百多位堪称重要诗人。而在西方最负盛名的则是同一时代的三位伟大诗人，他们分别代表了中国文化思想中的三个主要流派。他们是：道家思想下的李白，儒家思想下的杜甫以及佛教信徒王维。乍一看，似乎很难找到他们三者之间的共同点。不过，如果我们撇开一些诸如叙事诗之类的长诗形式同时忽略一些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题的悲歌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一种真正的特质，这不仅是三位诗人所共有的东西，而且也是在他们以后所有诗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才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汉语语言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有如文人画所力求创造的境界。
或省略，或暗示，或听任隐喻在诗句中蕴藏无言，诗人穿过符号，凭借外界景物表现内心世界，为使那些幽深的感受变得生动起来，并由此完成和有生宇宙其它元素之间的心灵融合。如果说有一种精神可以用来概括这类诗的特点的话，那该是“禅”了。大家一定记得，“禅”是印度佛教和中国道教相结合的可喜产物。总之，这是想望情景互参、物我相启的诗，其中忘情、空灵的奥秘占据了很大的成份。
现在让我们再把目光回到西方。西方的诗语言同样内涵丰富，富有变化。如果我们愿意不惜一切地找出一句话来，好概括西方诗歌的基本实质，并同时兼顾历史事实的话，那么，我要再次向马拉美“搬救兵”。当马拉美追溯诗歌的源头，当他欲还“族人语言”以纯净时，他说，诗歌，尤其是西方诗歌，乃是“奥耳菲斯对大地的神秘解释”。奥耳菲斯是善弹竖琴的希腊传奇诗人。他通过咒语，鼓舞着岩石、树木和动物的一举一动，甚至同时还把人类的命运纳入了上帝的创世中。对诗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崇高的使命吗？总之，在我的眼中，马拉美的话最为恰当。在西方，所有伟大的“人类歌手”都在朝完成这一使命的目标前进。
如果前面这些文字未显过于简单的话，那就说明我是选择了两条“道”来分析问题，发出了两种声音：禅和奥耳菲斯。不管两者之间隔离着多么大的天壤之别，我还是认为能够从中梳理出把他们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某个共同点。无论是禅还是奥耳菲斯，都暗含了歌者必然要经受“虚无幻灭”的过程。我们知道，在奥耳菲斯的悲歌中，最悲伤、最不可回避的就是他妻子的死亡。此后，这一主题又从基督受难的角度得到了强化。再以后，这又引出了歌德的玉言：“先死，而后达成”。中国的情况则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诗歌的发展是以生命之存在的方式为榜样的，是通过道家和佛教所说的“虚”与“无”来表达的。儒家所说的“虚-心”则是探寻万物之真谛所必不可少的经验，道家的冲气，即儒家的中庸，总是从生命的基础出发，永不停止地完成着从“虚无”到“存在”的变化。就这一点，我所想到的是唐朝的禅学临济派以及宋朝的禅学青灯派的教义。特别是后者，以艰涩难懂的文笔把感知和认识的过程归纳为这样三个步骤：
见山
不见山
复见山
第一阶段指的是最普通的状态：山以我们所熟悉的外形展现在我们眼前，而我们并不思考山之神秘何在，也不知我们和山之间有何种神秘关联，又可从中获得何种财富。第二阶段是混沌的阶段，甚至不知自身在何方。我们因此不得不借助第三只眼，学会从内部观察他者的存在，旁观发生在他者身上的事情。因此，到了第三阶段，生命主体不再仅仅面对客体，而是听任客体侵入其中，从而使得主体和客体成为一对可相互变化的对象，两个生命存在之间终得以来来往往。复见山时，所获得的乃是一种感悟：生命真谛不应是一物对另一物的主宰，而应是彼此间的融通。这一切的发生，仿佛生命不是什么合法的结晶，而是孽债，因而必须忘却起源，方能获得真正的生命，方能获得洞悉生命、歌唱生命的能力。
在分析了这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后，我想要指出他们之间的一些不同之处。在西方，和奥耳菲斯神话相对应的还有基督的理念。在奥耳菲斯所体验的分离情感之外，还有仿佛自高而下坠落的失乐体验。而复活的希望则又推到来世。普通人对悲剧的感受总是含蓄在心，又更何况诗人：通过自主抉择，表达自己尚未实现的愿望，以及无尽的叙述渴求，由此引发追求超越这一永恒主题。这一主题在中国诗歌传统中也存在。由屈原（公元前三世纪）开创的楚辞便是明证。在遭人诬陷，被迫流放之后，屈原，中国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诗人，人称中国但丁的他创作了长诗《离骚》，抒发了他上天下地的真实追求，他最终悲愤地投汨罗河而死。岁月流逝，有无数后来者追随着屈原的意志，然而与此同时并由此产生了禅的主流思想。禅倡导能够跨越时间长河的瞬间感悟，而这感悟来自对一切杂念的抛弃，来自内心的空静，也就是消除了太多自我后的的主体的感情。于是，顿悟后的人不再依从表面现象去认识世界，转而切实地深入世界内部。因为，这一理念的信奉者信仰激活生命宇宙各元素的冲气：进入冲气的运行节律后，便是踏入了宇宙万有的流淌之中。也就是说，他在心中默认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甘受人间之俭朴、节约，此时此地的生活是可能的。正如这样一句生动的箴言所示：“汲水砍柴品味人生真谛”。
张彤通讯方法：
镇坪路177弄40号1102室
200061 上海
中国
电话：86-21-62056606
传真：86-21-62051821
电子邮件：jump@sh163.net